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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元年伯吕父盨、十六年士山盘及廿三年倗伯爯簋的时代进行了考察，认为它们分别属于懿王元年、懿王十六年及懿王廿三年。大唐国一等功臣秦琼(字叔宝)声名煊赫，但两唐书之传纪则惜墨如金。其祖、父及子、孙辈信息一概阙如。以秦晙墓志与此前五方秦氏家族墓志比照，可排出其数代家族世系，这对两唐书具有补遗的作用。秦晙墓志之书者洛阳"大福先寺沙门湛然"，亦曾为其他葬于洛阳一带的四位墓主书丹墓志铭(或兼撰文与篆额)。但《洛阳新获墓志》等多种着录，却将籍贯汉阳之"洛阳大福先寺沙门湛然"，误认为是籍贯晋陵荆溪且一生从未到过洛阳的"天台宗九祖湛然"。对此，当应加以辩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掀起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吃苦耐劳、努力生产，并动员、团结群众积极展生产活动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简称"劳模")。为发挥劳模的示范和启迪作用，引导、发动更多群众投身生产，边区创造性地运用多种形式，对劳模进行了长时间、的宣传推广。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整风运动后，边区文艺界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工农生活实践，创作出大量反映群众生产生活，展现劳模风貌的文艺作品，极大地激发了边区民的劳动生产热情，为 终战胜严重的困难，推进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无产阶级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锐角布卢氏涅金铭布币是先秦货币中的一种，对"涅"字的释读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本文认为"涅"为传递、流通之意，而所谓卢氏涅金就是卢氏之地流通的金属货币。继陕西梁带村、山西黎侯墓地等新出毕氏有铭器后，清华简《耆夜》、《祭公》有"毕公高"、"毕桓"，为研究西周毕氏了新材料。本文从简本《耆夜》、《祭公》切入，结合金文等其他西周文献，综合研究西周毕氏：以《耆夜》为导线，辨析毕公高的史事及其相关金文；考辨简本《祭公》的"毕桓"与其他毕氏，证明西周中期毕氏很兴盛，未出现中衰；讨论毕氏的分支楷氏与楷国；综合排列毕氏世系谱，毕、楷两支皆延续到西周晚期，所谓"其后绝封"疑是国人暴动至厉宣之间的政治斗争所致。文章从美术学的角度分析了北凉时期莫高窟壁画的来源、风格及在整个敦煌艺术中的地位。从来源上说，北凉壁画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地区更早更成熟的石窟壁画有密切关系，如吐峪沟壁画、天梯山石窟壁画以及更遥远的西域壁画。作为起始阶段，北凉壁画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其内容和形式。在禅学的共同主题下，北凉敦煌壁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一是表现禅学思想的绘画题材，二是西域样式的人物形象，三是以"凹凸法"为主的表现手法。同时，北凉壁画并没有照搬其他壁画，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样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洞窟壁画的布局，二是千佛在壁画中的地位，三是菩萨审美风格的确立。它们奠定了敦煌壁画的基本框架和风格，也是敦煌壁画本土化进程的基础。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亿公斤，几乎占据了 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仓窖，可储存粮食约8.6万石，合今2127.84万公斤。对这些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 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关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学术界长期存在邹衡先生和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所各自建立的两个体系，它们均经历了一个不断细化、调整的过程。一般认为这两者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差异也不应忽视。本文在回顾这两个分期体系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它们对殷墟文化期的归属以及一些典型单位的年代判断上存在差异，而其中的一些差异又 及宫庙区内乙乙十一前期、乙十二等建筑基址年代的不同认识。在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基本一致的认识下考察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或可归结为传统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积累的阶段性、早期田野发掘技术的不足性等。红绿彩瓷是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以红、绿、黄等颜料彩绘，再进行第二次低温烧彩而形成的釉上彩瓷。随着红绿彩瓷器在金代墓葬中的不断被发现，其产生于金代已成定论；金代红绿彩工艺对后世尤其是对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影响极其深远，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