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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县秦家河摩崖造像共4龛。其中4号龛为佛教造像，2号龛为道教造像。龛造于西魏，4号龛造于唐代，是研究这一时期造像艺术和宗教信仰及民族融合的重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游图册》，可能是董其昌现存有明确纪年作品中 早的一件。但因其与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山水图册》中的多幅作品近似，围绕二者真伪问题引发了一场"双胞案"讨论。就实际情形而论，"台北本"有十九，共计三十六幅画作和两幅书法墨迹，"安徽本"仅有十六，共十六幅画作。两本中的近似作品也仅有十二幅，并非如杨岩松所说有十五幅之多。"安徽本"中有四幅作品摹自董其昌晚年的一件山水图册。"台北本"共计三十余条题跋，所含带的历史信息远远大于"安徽本"，尤其是第十九《西兴暮雪》的创作背景，涉及万历辛卯(1591年)的"争国本"事件。借助两件山水图册近似现象的讨论，深入反思当前单纯以宏观的文人画概念和笼统的笔墨趣味等标准，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好董其昌作品真伪鉴别。在先秦古泉货文字的研究中，被称作"明"的燕国币，其面文是不是明字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赞同朱活先生把燕国泉货面文释为妟的观点，认为郾字可以写作，妟与匽是可以相互通用，燕泉货面文是妟字的异体，它的字义为安。文章从美术学的角度分析了北凉时期莫高窟壁画的来源、风格及在整个敦煌艺术中的地位。从来源上说，北凉壁画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地区更早更成熟的石窟壁画有密切关系，如吐峪沟壁画、天梯山石窟壁画以及更遥远的西域壁画。作为起始阶段，北凉壁画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其内容和形式。在禅学的共同主题下，北凉敦煌壁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一是表现禅学思想的绘画题材，二是西域样式的人物形象，三是以"凹凸法"为主的表现手法。同时，北凉壁画并没有照搬其他壁画，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样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洞窟壁画的布局，二是千佛在壁画中的地位，三是菩萨审美风格的确立。它们奠定了敦煌壁画的基本框架和风格，也是敦煌壁画本土化进程的基础。关于博山炉问题，过去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讨论。目前学界基本认为博山炉起源于战国时期的豆形熏炉，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不断加以追溯，并指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便有豆形熏炉出现。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丛葬坑1981年出土的博山炉，与豆形博山炉在形制上存在的区别。其实目前所见的两种类型的汉代博山炉，各自的起源并不相同。博山的形象不仅象征求仙和长生，也代表了死者期望通过山岳到达天界。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在楚汉的信仰体系中，山岳不仅是的所在，而且是通往天界的必经之路。通过汉代的相关材料，也可以看到龟、鱼或蛙等水生动物，似乎更容易与黄泉或幽冥有关，而鸟的形象往往和天界在一起。因此博山炉的鸟形饰件，在古代信仰体系中有特定的涵义，也可能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目前许昌地区发现的汉代陶器主要有熏炉、壶、耳杯、井、磨、仓、灶、奁、鼎等，类型比较丰富。本文对许昌地区现藏部分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参考相关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对年代进行了大致推定。综合而言，许昌地区的两汉陶器在形制、工艺等方面，与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化面貌大同小异，能够代表并反映当时的技艺特征、工艺水平以及人们的审美倾向。唐元二十五年(737年)颁布的内附蕃胡赋役令中税银钱的对象理应包括突厥等内迁民族。唐代北方缘边地区是从境外输入银钱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来银币支持税收政策的实施。材料分析显示突厥等民族是缴纳银钱的，出土萨珊银币从7世纪分布空间发生变化，向突厥等内附民族征收银钱应该是导致萨珊银币东输的一个重要因素。颉利可汗败亡后，虽然东突厥人失去了对商道的控制权，但是内迁后他们在东西方之间居中转贩贸易的角色并未发生改变。向其征收银钱一方面保留了他们在商道上的既得利益，具有对其进行安抚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唐集中白银的方式之一，具有建立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关系的性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是元代宫廷艺术和藏传佛教艺术的巨迹，本文结合前人成果，较为地介绍了这件缂丝曼陀罗的材质、内容、图像学阐释、供养人情况、纪年推定，以及它所反映的元代宫廷"织御容"和缂丝织造工艺。本文结合史料与逻辑分析进一步认定帝后供养像于元文宗第二次登基之后 当时的监制员明里董阿不但是拥立元文宗的重臣，而且是谋杀元明宗的帮凶，题记中称元明宗为"皇子"，暴露了元文宗君臣的虚弱内心；"织御容"的起源则与蒙古人萨满教以纺织品祖先像的传统有关。在织造工艺上，这件曼陀罗兼有来自西北与江南的特色，本文认为它更可能分块织造于杭州，然后运至大都缝合，但是织造匠人却主要来自西夏或回鹘。元代延佑元年刻立于河南沁阳的珊竹咬住神道碑，记述了咬住祖父纯直海追随成吉思汗征讨诸部族，父大达立辅佐元朝大将伯颜、阿术克襄举宋，荣立战勋。咬住不仅随父参加了的襄樊之战和阳逻堡战役，且在元初平定叛乱、维护地方稳定方面功绩卓着。其部分内容可对史书、方志纠误、印证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