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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是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在以往有关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相对忽视。近年来，石峁、碧村等新的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的北方社会表现出高度的发达，其对处于中原腹地的陶寺等重要遗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河套与晋南两地出土陶器、玉器及葬俗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旨在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及两者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共同作用。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遗址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着墓葬，文化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其中的套头葬习俗尤其独特。这批墓葬代表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可命名为"可乐文化"。这对推进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将产生积极影响，也为进一步从考古学上探索夜郎文化奠定了基础。根据殷墟卜辞的记载，商代有召方，应当是虞舜的后裔。召、兆古音同，例如：鞀字从召声，其或体作鞉，从兆声。《说文》云："姚，虞舜居姚墟，因以为姓。"《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帝俊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郭璞注："姚，舜姓。"虞舜后裔与夏人关系密切，《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后相之子少康受到过国攻击，逃奔虞国，虞国国君将两个女儿嫁与少康，杜预注云："姚，虞姓。"文献中有关虞国与姚墟的地望，众说不一。《孟子·离娄下》说舜是东夷之人，其乐名韶，流行于齐地。据卜辞记载，召方力量强盛，曾进犯商王朝的核心地区，商朝百为此向先王祈祷。为了消除召方的威胁，商王曾亲自率出征，行途中不断占卜，留下了多条卜辞。商王征讨召方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召方来见商王，表示臣服。周武王灭商后，封虞舜后裔于太昊之墟，即文献中的陈国。玉米洞遗址于213年被正式发掘，发现两处用火遗迹，出土数千件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等。划分出的15个文化层叠压关系清楚，均出土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出土的石制品原料多为就地取材，以工具为主，多为修理毛坯刃缘而成。第2~4层的测年数据为距今8年至4万年，该遗址堆积连续，是长期反复利用的营地居址。15年8~1月，对吉林农安县左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左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文化遗存，出灰坑、灰沟、灶等遗迹，出土较多陶器、石器、骨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此次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左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文化的内涵、年代等相关问题了新。通过对时代特征强、演变快的陶器进行分析，可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进行重新分组，167座墓葬共划分为五组，其中包含两个数量不多的过渡特征组。遗迹现象表明，第三组时是大同南郊墓地形成史上的巨变时期，此时北魏经历了太和改革和迁都洛阳，第三组墓葬所表现的维持和破坏并存的状况，当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7～29年对沟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尤其重要的是发现和探明了遗址外围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小两个环壕，填补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依据层位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大体分为四期，时代从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7年对唐户遗址进行的发掘，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41座、灰坑169个、沟2条、墓葬1座，出土了一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物。这批材料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有助于研究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和聚落形态，以及建筑方式、生业形态、社会组织等。8年度对麦坪遗址的发掘，共房址5座、墓葬13座、灰坑12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各类遗物2余件。该遗址是大渡河中游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本次工作区分出四类不同的文化遗存，对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研究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了重要。6～28年对西金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中北部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3.8万平方米。此次发掘位于城外，发掘面积52平方米，了城墙、壕沟、灰坑和水井等遗迹，出土一批龙山文化陶器和石器，整体文化面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另外还发现了粟、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遗存。古代文献和商周古文字中的缯地、曾国，历来争议颇大。文献和考古学更加支持《夏本纪》所记缯氏早期居地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春秋》经传所记今山东兰陵之姒姓之鄫与《夏本纪》所记缯氏东迁有关。卜辞之曾地望待考，但大体可以推断，其不大可能位于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湖北随州叶家山M65所出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位于今湖北随州一带的姬姓曾国似至迟于西周康王时期即已存在，西周晚期联合申国召犬戎伐周的缯，可能就在今湖北随州一带。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 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六大是在大失败后，党在城市和农村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重新整集队伍，在新形势下探索道路，始独立领导的历史重要转折时刻召的，是一次在国外召的代表大会。本文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六大档案文献，就大失败后和的党内处分、六大为何在莫斯科召、六大代表产生、共产对六大的指导、六大期间的党内争论、共产和当选 的关系、六大期间共产对井冈山斗争的认识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以形成完整的历史链条。本文作者根据从事拓片工作3多年的实践经验，就拓片技术以及方法进行总结，从拓印工具、主要材料、拓印步骤、基本方法等方面了系统论述。31年洛阳出土的西晋辟雍碑，是目前发现的详细记载有关太学教育的碑刻，碑中对西晋皇帝三临辟雍和皇太子两莅辟雍的记载，以及碑阴题名中的太学职位的设置，体现了西晋皇室对 教育的重视，为我们研究西晋的教育和礼仪制度了新的材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就碑文所涉及的有关西晋的 河南博物与台北历史博物馆共同举的"海峡两岸——中原两周列国考古与文化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幕，来自海峡两岸各地的学者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总结了两岸学者对辉县琉璃阁甲乙墓的研究成果，回顾了近十多年来两周考古的新发现，讨论了学术界目前关于两周考古的热点问题。此次会议是两岸携手对甲乙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对近十多年来两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的一个检阅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