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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月份、月相及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铜器对于西周铜器断代以及金文历谱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年代确定之后,便可以作为标准青铜器,对于西周青铜器断代及构建西周时期的金文历谱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对于流传的所谓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真伪,以及它们年代的准确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近年公布的四要素俱全的"倗叔壶"和作册吴盉( 博物馆藏)进行分析,认为从形制和铭文字体、内容来看,"倗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发现而出来的。综合分析作册吴盉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将其年代定在厉王时期。蒋庆墓志为研究隋朝的职制度、府制和骁果,以及隋炀帝次东征和雁门之围等事件,了新的。封佑国寺塔俗称铁塔,又名宝寺塔,创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49年),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琉璃砖塔。本文以佑国寺塔为主要研究对象,试从建筑的角度,对该塔的建筑形制、内部结构及细部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在建筑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新郑市赵庄墓葬区是郑韩故城周边一处东周大型公共墓地,墓葬时代涵盖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形制及随葬遗物体现了郑人的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奇和洞遗址于29~211年经考古发掘。该遗址的史前文化堆积分三期,其 年。出土遗物有人颅骨、石器、陶器等。奇和洞遗址的发掘填补了福建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空白,并为完善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了重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万柳堂图》表现的是赵孟頫、卢挚等人在廉氏花园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图常被认为是记录史事和呈现古代北方私人园林的图像。不过,从绘画风格和印鉴来看,《万柳堂图》并非赵孟頫真迹,而是后人根据元代以来诸种笔记所载万柳堂雅集故事编绘而成。万柳堂今已不存,对比文献记载和历史地图综合考量,其旧址当在今阜成门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关记述不足采信。至于其时万柳堂雅集的主持者廉野云,当为廉希宪五子廉恒。《万柳堂图》画上有赵孟頫题诗,字非真笔,内容则系赵氏诗作,康熙间始收入赵孟頫全集,诗中既有对雅集的记录和对主人的赞誉,也暗含赵孟頫复杂的退隐心理。本文是对徐州地区新发现的一座汉墓的2块汉画像石进行的考察与研究。根据实地调查与走访,文章介绍了这些画像石的发现经过,对其图像进行了描述。在对画像内容与艺术技法的比较研究中,分析了这批画像石的发现地为萧县(现属安徽省宿州)龙城镇陈沟村;根据与萧县近年发现的汉画像石内容与形式的对比研究,证明此批画像石与萧县博物馆中龙城镇陈沟村出土的画像石是同一时代,有相同的图像内容与相同的雕刻技法。此批画像石对于徐州地区的画像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是汉画像石中的精品之作,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艺术风格。分布于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朝天嘴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上限或可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左右,下限可能在殷墟第二期左右。文化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朝天嘴文化是在三星堆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融合了大量土着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江汉地区、渝东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少量文化因素。87年,在洛阳市吉利区发掘了北魏时期的吕达、吕仁父子墓。墓葬的分布位置符合当时的埋葬制度,两座墓出土的随葬品处于北魏迁都洛阳后的转变期,形成前、后期不同风格的组合。吕达墓所出嵌蓝宝石金戒指及胡俑等,是北魏迁洛以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见证。张大千的"画家"之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迥异于2世纪的其他画家。但也正因为其复杂和多面,导致在研究中常出现各执一端、相互矛盾的评价差异[1]。本文拟从张大千对于自我"画家"身份的认同、建构并且自觉调适这一角度切入,围绕其三四十年代学习"画家之画"的主张与实践进行探讨,将其回置于当时的画风转向中,分析这一主张提出的内外原因以及如何具体展;通过对"画家之画"的学习,探讨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画学论述,不断拓展绘画史的深度,并 终促成其"画家"身份的转化,走向晚期自我创造的独特绘画新貌。透过张大千的"画家"之路,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自觉意识、技艺经验和史观维度可以为当下的画发展怎样的启示。17年上半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掘了四川眉州彭山区范围内的岷江河道江口段,出水2余枚西王赏功金银币,这是 经过系统考古发掘证实了西王赏功币的存在,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了科学依据。本文通过对西王赏功币学术史的梳理,指出近七年来其经历了从被疯狂盗挖到科学发掘、从收藏热点到学术热点的转变。文中对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西王赏功发掘品可能是未曾颁发过的金银币。部分出水金银币面上残存疑似火烧的痕迹,有可能为印证史籍所载清初杨展率火烧张献忠船队的记载实物。将这些西王赏功考古发掘品作为标准器,与一些传世品进行比较,对传世品的真伪问题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部分金银币给予肯定,对某些铜币提出了质疑。